基础研究是科学体系的基石，也是解决所有技术难题的关键。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全球科技竞争日益聚焦于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面对机遇与挑战，优化科研布局、强化投入保障、革新体制机制，对于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夯实强国复兴之基至关重要。本期“教育大计大家谈”汇聚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如何通过更有力的措施和更务实的行动，加强基础研究，增强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对话嘉宾：
- 陈晔光：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校长
- 李晓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 刘铁岩：北京中关村学院院长、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
- 张嘉漪：复旦大学基础研究发展中心主任、脑科学与脑功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
- 阳铭：兰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天然产物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
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对源头创新提出迫切需求
记者：为何当前迫切需要加大基础研究的力度？
陈晔光：当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对源头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紧迫需求。缺乏对事物根本原理的深刻理解，就难以产生真正的颠覆性应用成果。同时，基础研究过程中的新技术和新路径探索，也能催生新的技术变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加强基础研究是化解“卡脖子”风险、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选择。
李晓强：应用端问题的复杂性，将促使我们回归基础研究的源头。当前面临的诸多技术瓶颈，表面上看是材料、设备、工艺或软件受制于人，深层原因在于基础科学原理和底层规律尚未取得突破。缺乏坚实的基础研究支撑，原创性进展将难以实现，只能在已验证的领域进行低水平重复。
刘铁岩：如今，基础研究已成为竞争的底层能力。过去，我们能沿着既有技术路线追赶，通过工程优化实现快速进步。但现在环境已大变：全球科技竞争已前移至基础原理、技术范式和关键工具层面；人工智能技术正重塑科学发现和产业组织方式。因此，基础研究已超越了传统的论文、学科范畴，其核心在于通过原始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主动权。
结合科技前沿与国家战略需求，平衡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
记者：基础研究需“两条腿走路”，如何平衡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
张嘉漪：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虽然路径不同，但都指向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导向能提升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组织效能，它并非简单的工程攻关，而是围绕生物安全、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寻找关键科学规律和共性问题。自由探索则是原创突破的重要源泉，许多重大成果源于对基本规律的长期追问，今日看似“无用”的认知，或成明日产业变革的种子。
阳铭：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是互补的。自由探索为未来技术突破奠定科学基础，而目标导向研究则能提炼新的基础科学问题，反哺自由探索。关键在于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
陈晔光：平衡的关键在于尊重不同研究的特性。自由探索需要长期稳定支持和宽松环境；目标导向研究则需明确目标并配置相应资源，以持续激发原始创新活力。
记者：新型研发机构在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中扮演何种角色？
刘铁岩：新型研发机构的优势在于对产业需求的敏感度以及灵活开放的协同模式。例如，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通过“产学研创投”一体化平台、与北京中关村学院融合发展、以及项目制团队，构建了有组织的科研梯队。要打通成果转化链条，关键在于明确“谁来提出问题，谁来验证成果”——问题源于产业，方案回归产业。具体措施包括：科研选题与产业需求直接对接，建立院企联合产业园区，以及打通科研转化通道，搭建研究者与创业者流动的桥梁。
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优化资源配置
记者：在基础研究经费分配上，如何做到更合理、精准？
李晓强：尽管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总量不断增长，但与全球创新强国相比仍有差距。因此，在加大投入的同时，需深化改革，优化经费分配结构，确保资金用在“刀刃”上。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稳定支持，特别是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研究，应采用定向委托和稳定支持方式。对成熟科研团队和重大基础设施，应提高稳定经费比例，建立跨周期的资助机制。
阳铭：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主要依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支持。资源向优势团队集中是合理的，但也要关注青年科研人员的起步困难。在评审中，应更加关注申请人的创新潜力和问题本身的科学价值，让资源更合理地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
记者：投入方式上存在哪些难点？如何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
陈晔光：目前经费来源主要依赖政府财政，企业对高风险、长周期的基础研究投入意愿不强。
张嘉漪：针对产业“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可推行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机构联合资助模式。复旦大学通过“复旦科创母基金+科创投资基金+社会专项资金”协同投入体系，并深化与头部企业的战略合作，已成立119家校企联合实验室。
刘铁岩：多元投入的关键在于政策引导、企业出题、科研机构贡献原创能力，以及社会资本的接续。对源头性、“无人区”方向应保持耐心，加大对非共识方向、青年人才和关键基础平台的支持。对产业牵引型基础研究，应让企业更早参与，政府通过联合基金、场景开放降低协同成本，社会资本则负责中试放大和早期转化。
建立“宽容失败”机制，优化青年人才成长环境
记者：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存在哪些难点？如何改进？
陈晔光：基础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高，量化评价存在困难。评价改革应回归专业判断，实行“小同行”评议，重点考察原创性、科学意义和长远潜力，不应“唯高影响因子”。
李晓强：评价维度需更全面，不仅要关注结果，也要重视过程中的新方法论、工具开发等。应建立过程贡献与风险价值识别机制，将隐性产出纳入成果体系，并建立“探索风险档案”。
张嘉漪：证明一条研究路径是死胡同同样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但评价层面难以界定。因此，建立科学的“宽容失败”与退出机制十分必要。
记者：如何为青年基础研究人才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
阳铭：青年学者入职后应获得开展正常科研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考核要求也应与支持水平相适应。基础研究的阶段性进展不应仅以论文为唯一衡量标准，应基于实质贡献进行专业评判。
刘铁岩：为青年人才提供安心深耕的科研沃土，需要建立匹配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体系，关注阶段性评价，提供持续激励。同时，要提供长周期、稳定的资源支持，包括岗位保障、团队资源、仪器平台等。此外，应培养更多能够定义问题的领军型人才，允许青年人才自主立项，鼓励他们自主发现问题、组建团队、对接产业，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保持定力。
